天津北方网讯：教材，在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人，一生都记得自己使用过的教材中的文字、插图，甚至是书下精彩的注解……一本有价值、有意义的教科书，可以让学生珍藏一生。每一个时代的教材，也都是当时历史环境的真实记录。这些天，一部在84年前，由当时南开中学编印的教材，在“有心人”苦苦寻觅中被发现，并由南开大学、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重新修订影印出版。它的“重现江湖”引起的关注异常强烈，甚至让教育界、历史学界、学术界以及众多“老南开”人欣喜若狂。一部教材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冲击力？因为，它的“身世”极富传奇色彩，它的历史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教材本身。今天，让我们重新打开它，仔细了解一部地理教本的“前世今生”。

　　南开《东北地理教本》时隔84年震撼重现

　　84年前，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一部《东北地理教本》由南开中学编印，成为当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每一位学生人手一册的必读课本。这部教材仅存的原版今年7月底被发现。南开大学和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立即着手修订，重新印刷，今年8月底，这部教材“重装亮相”，再次发行。此事在全国学术界、教育界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什么一部教材有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因为它承载了重大的历史意义，甚至是78年前日军残暴轰炸南开的重要因素。

　　《东北地理教本》重印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近期在北京隆重举办。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先生之孙张元龙及中国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荣维木，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柳茂坤，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中国社科院党校副校长夏春涛，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历史学院教授侯杰，经济学院教授梁琪，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罗世龙等出席首发式，专家学者就《东北地理教本》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展开了研讨。

　　这次研讨会上，各界人士深入解析了这部教材编印的历史背景，并一致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远超过了教材本身的意义。教材的独特之处，是在地理知识中蕴含了当年南开人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还有知识分子对侵略者野心的深刻洞察和揭露，以及他们要把这种警醒意识用教育的方式植根在年轻学子心中的做法，让侵略者胆寒并仇恨，导致了他们对南开的报复。这部教材的使用与传播，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知识界在抗战中与全国各界团结一致、抵抗外患的直接反映。它的发现和重印，必将对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产生重大推动。该书无疑是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程与意义的重要史料。

　　权威揭秘传奇教材的非凡“身世”

　　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先生之孙张元龙，在说起这部教材的时候，难掩激动。他说：“找到这部书，是一种缘分；出版这部书，是一种责任。”听张元龙先生细说这部书编印、流散、漂泊、幸存、寻找、重现的传奇“一生”，越发感觉到它的“神奇”，它承载着爱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记录着日本侵华野心的累累罪证，也饱含着现在学者们对它的崇敬和珍爱。

　　漂泊“先见”运出辗转“南飞”

　　本来，《东北地理教本》是当年南开学子们人手一册的课本，数量应该不少。可是，到了如今，它的原版在全国仅存一部，成了孤本。原因就是在1937年，日军攻占天津时，第一个轰炸目标就对准了南开。在硝烟与炮火中，教师、学生流离失所，教材要么在战火中焚化，要么在流亡途中受损。幸好，在天津沦陷之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负责人、曾经领导过东北考察的何廉教授，考虑到了城破之日，也许就是南开落难之时。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下南开的财富，他亲自冒险安排，将127箱图书事先运出，以免毁于炮火。其中，“藏身”铁皮箱中的就有这部《东北地理教本》，这些图书大部分先运到法租界，之后，就开始了辗转“南飞”的经历。它们从天津“奔波”至香港，过海防，正值敌人图谋入侵越南，100多箱图书“面临”险境，幸得滇越铁路公司当局帮助，127箱中有90箱被安全抢出，所余37箱，不及运输，陷于敌手。好在，在90箱“幸存”书中，这部教材被保存了下来。之后，这部教材就与其他的“书友”到达越南，又转到昆明，再回到重庆。经历颠沛流离，经过战火纷飞，幸得安然。到日本投降后，它最终又回到了天津，重归南开大学图书馆。

　　寻找图书馆迁馆拣出这部书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一直在寻找这部传奇教材，研究会的学者李溥先生在南开中学工作多年，也在学校的百年书库中寻找过，都没有找到，在图书馆、档案馆等处也没寻到线索。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董润平听历史学院办公室主任王昊提起过：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资料时见过这部书。这燃起了大家的希望，后来，寻找工作得到南开大学朱光磊副校长关照和持续有力的支持。当时正赶上图书馆准备迁馆到津南校区，特藏室主任林洪壮在整理书库时注意到了这部书，就把它拣出。在今年7月底，李溥等人得到消息赶到图书馆，终于见到此书。

　　再现书皮灰蓝色印章很醒目

　　在各方努力之下，我们得以重见此书。原版《东北地理教本》(上下册)——书皮本是灰蓝色的，岁月使其变浅，有些泛白，上面从右至左印有两行黑色大号宋体繁体字“南開中學東北地理教本”。轻轻翻开书皮，但见在扉页上，印有一方紫色(南开校色)印章，上有“懇祈評正”四个醒目之字，显示了编印者诚恳希望读者能对本书予以评价或教正的谦逊态度。

　　重印纪念和反思历史不能忘

　　经过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共同努力，在今年8月份，将这部教材进行修订和重新印刷，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深深的纪念和重新思考。如今，中国人的站起与中国的崛起开创了全新的世界格局。我们却不能放弃对那段历史的思考，更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教本指出：“对于任何外人，应存光明正大的心理，不应对其生有压迫心理，亦不应受外人对于吾国所有强国心理之恶影响。”这是真正的大国思维，不恃强凌弱，也不临强示弱。

　　回顾“东北研究”南开人必修

　　为什么要苦寻这部84年前的教材？让我们回顾一下它的“出身”。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一个多月，日本人又在天津制造了“津变”，武装骚扰天津市南部，南开学校首当其冲，随即南开四部被迫停课。一个月后复课时，学生每人领到一部几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且这学期所有南开学生必修此课。

　　早在1927年8月，张伯苓到东北考察四省情况。在大连等地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经营“满蒙”逐步精进深入。回津后，张伯苓先后在大学部与中学部演讲，深有感触地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1927年11月14日，组织成立了“满蒙研究会”(1928年10月改名“东北研究会”)，以傅恩龄为主任，主要吸收在校东北学生及其他热心“满蒙”问题的学生入会。主要通过调查等方法，了解日本国情及其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情况，搜集整理研究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从1927年8月到1929年8月，张伯苓在学校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支持，至少组织了4次南开师生大规模的东北实地考察。其间，师生们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论文。在南开中学的校刊《南开双周》上开辟了“东北研究”专栏，发表调查成果。这些调查成果后来构成了《东北地理教本》的内容。

　　觉醒发声于危难拳拳爱国情

　　试想：世界上有哪所中学能在国难爆发三个月之内即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地理教本》这样最关宏旨最切时需要的爱国教材呢！这同时也说明了，《东北地理教本》并不仅仅是一部教材，除了它自身的教育意义、学术意义以外，还充分显示了其特有的社会意义、舆论意义。“《东北地理教本》广泛涉及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社会以及地理诸多方面，饱含着对民族尊严、国家主权和政体屈辱的忧患、忧愤和忧思，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最先发现、最先觉悟、最先发声，这也正是侵略者所惧怕的，也是他们要彻底摧毁南开的原因之一。”张元龙如是说。